“年龄太大？”刘/源愣了一下，他记得招生简章上写着 “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，不超过 25 周岁，未婚”，自己今年确实刚满 26 岁。
可他前几天听收音机里说，中/央/正在考虑放宽年龄限制，最多能放宽到30岁，尤其是要照顾 1966、1967 届的高中毕业生，也就是“老三届”。刘源虽然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，但按时间算，他也算“老三届”的初中生啊！
他不甘心，又去找负责人争辩：“收音机里都说了，年龄要放宽，为啥到我这就不行了？”
负责人只是摇着头说：“这是厂里的规定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刘/源看着负责人冷漠的脸，心里的火苗一点点灭了。
他走出办公室，看着厂里来来往往的工友，手里攥着那张皱巴巴的申请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他想起自己在部队里，抱着书本在路灯下学习的日子；想起在工厂里，晚上加班后还躲在宿舍里背单词的时光。
这些努力，难道就因为一岁的年龄差，全都白费了吗？
那天晚上，刘/源在宿舍里坐了一夜，桌上摆着他珍藏多年的课本。
他摸着课本上泛黄的纸页，心里特别难受。
可他没打算放弃，他想，就算厂里不让报，他也要去别的地方问问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
他坚信，既然高考恢复了，就一定有让他这样的人实现梦想的机会。
刘/源攥着被退回的报名材料，站在工厂办公楼的走廊里，心里像堵了块烧红的烙铁。
明明广播里都在说高考年龄要放宽到 30 岁，可厂里偏偏卡着 26 岁的他不放，连带着比他年长的工友也全被拒之门外。
这哪是按年龄划线，分明是把他当 “靶子”，还连累了一群想考大学的兄弟！
他越想越气，指节都捏得发白，“凭什么别人超龄能报，到我这就不行？这不是故意针对我是什么！”
不甘心就这么认栽，刘/源当天就拿着材料去找领导申诉。
他站在办公室里，把心里的委屈和不服一股脑倒了出来，从自己下乡插队的苦，说到参/军/入/伍的拼，再到进工厂后的踏实干活，句句都透着想考大学的迫切。
可他们要么眼神躲躲闪闪，要么嘴里说着“再研究研究”，绕来绕去就是不正面回应。
刘/源看着他们含糊的样子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——不对劲，他们卡着不让报，恐怕不只是年龄的事儿。
他猛地想起父亲曾遭受的迫害，想起母亲还在困境中挣扎。
自己这特殊的家庭背景，在有些人眼里，说不定就是个 “烫手山芋”，谁都怕沾上边。
一想到这，刘/源的胸口更闷了，可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却被激了出来：“我没做错任何事，凭什么因为家庭背景就被剥夺机会？高考是上面推动的，要的就是公平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！”
接下来几天，刘/源没闲着，四处打听消息。
有工友偷偷告诉他，邻厂有个32岁的“老三届” 知青，都超龄好几岁了，照样报上了名；还有人说，郊区有个考生，家里成分比他还复杂，也拿到了准考证。
这些消息像针一样扎在刘/源心上，委屈和愤怒像潮水似的涌上来。
他坐在宿舍的床边，看着墙上贴的复习计划表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知识点，可现在连进考场的资格都没有，这些努力难道都要白费？
冷静下来后，刘/源知道再找厂里申诉就是白费功夫，那些人打定主意要卡他，说再多也没用。
可出路到底在哪？他翻来覆去想了好几天，连饭都没吃好，直到某天晚上，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——给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写信！
这个想法一出现，刘/源自己都愣了愣。
他知道这有多冒险，可转念一想，恢复高考是他力排众议推动的，他肯定不希望有人因为不合理的限制错失机会。像他这样被家庭背景拖累的青年，全国肯定还有不少，要是这封信能让他知道情况，说不定不仅能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还能帮到更多人。
抱着这份近乎悲壮的决心，刘/源找出珍藏的方格信纸和一支新钢笔。
他坐在桌前，台灯的光打在信纸上，笔尖悬了半天却没落下——该怎么写才能既说清事儿，又不失分寸？他琢磨了半天，决定不绕弯子，就用最实在的话写。
“就叫‘叔叔’吧，亲切又尊敬。”刘/源心里想着，先把自己的身份说清楚，再讲讲这些年的经历，然后直接说报考被拒的事儿，最后把心里的不服气说出来。他怕写得太长没人看，每一句话都反复斟酌，确保字字都在点子上。
终于，刘/源提笔开始写。钢笔在纸上划过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像是在诉说他的不甘与期盼。
信里写道：“叔叔您好，我是刘/源。听说您恢复工作，狠抓高考，大家都很振奋。我也想考大学，但厂里不让我报名。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、我的出身问题不让我考，我很不服气，何况您的招生简章并没有这样的规定。让我考，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，绝不怨任何人。”
一页纸的信，刘/源写了整整一个小时，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，没有一点涂改。
写完后，他又读了三遍，确认没有遗漏，才小心翼翼地把信纸叠好，装进信封里。
他对着镜子理了理衣领，然后在信封上一笔一划地写：“中共中央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副主席 收”。
第二天一早，刘源揣着信封，步行半个多小时到了永安里附近的邮局。
他买了张四分钱的邮票，仔细贴在信封右上角，然后走到邮筒前。那一刻，他的手有点抖，这封信里装的不只是几行字，更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把信封投进邮筒，仿佛把自己的未来也一并投递了出去。
投完信后，刘源没有立刻走，而是站在邮筒旁，盯着那抹绿色看了很久。
风一吹，他的衣角轻轻晃动，心里却翻江倒海。
这封信能送到他手里吗？他看到后会怎么处理？自己真的能拿到高考准考证吗？无数个问题在他脑子里打转，前路茫茫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刘/源过得像熬鹰。他每天都去工厂门口的传达室问有没有他的信，可每次得到的都是“没有”。
白天干活的时候，他总忍不住走神，手里拿着扳手，心思却飘到了北京的中南海；晚上躺在宿舍里，他一遍遍回想信里的措辞，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妥当，反而坏了事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