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高考恢复正式消息的前半个月，袁琪就从上海来的同乡嘴里，扒到了高考即将重启的小道消息。
那一刻，她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，又怕又盼，两种情绪在心底翻江倒海。
怕的是，自己中学四年就有一年在学工学农，基础本就薄弱，又在农场摸爬滚打一年多，书本早就丢得差不多，根本不是那些一直没断过学习的人的对手。
可盼的是，这是她逃离农场、改写命运的唯一机会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，她也舍不得放手。
没等正式消息落地，袁琪的复习就已经悄悄开始了。
她不敢声张，怕被人笑话自不量力，更怕有人嫉妒捣乱，只能趁着收工后的深夜，在草棚里偷偷发力。
早在这一年9月，袁琪回上海休假时，就把同乡传抄来的《大学考题》翻得卷了边、磨破了页角，连封皮都用粗布缝了又缝，《政治考试题》更是做了一遍又一遍，错题本写得密密麻麻，上面用红笔标注的重点，都被她摸得发了黑。
那时候的上海，高考的风声已经悄悄传开，市面上流传着不少油印、铅印的高考题汇编，文科理科一应俱全，内容从新中国第一次高考一直收录到1965年，字迹有的模糊不清，有的油墨晕染，却成了所有考生疯抢的宝贝。
袁琪省吃俭用，把平时攒下的几毛钱津贴全都拿了出来，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，好不容易才买了好几本，白天揣在怀里，晚上就着煤油灯的光，一页一页地啃，哪怕熬到眼皮打架，也舍不得放下。
袁琪第一次真切感受到，这场考试的竞争有多惨烈，是听回上海探亲归来的农友李建国说的。
那家伙一回到农场，就扯着大嗓门咋咋呼呼，脸涨得通红，语气里满是震撼：
“我的个乖乖！你们是不知道，上海的学习气氛浓得吓人！书店里的练习簿、笔记本全被抢空了，我跑遍了三个区的五家书店，连一张空白稿纸都没买到，全是备考的知青和学生！”
“我的天，那竞争得有多激烈啊！”
旁边一个知青凑过来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语气里满是忐忑。
他们都知道，高考停了整整十一年，全国积下了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渴望改变命运的考生，这简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！
李建国叹了口气，蹲在地上，随手拔了根狗尾巴草，又猛地站起身，眼神瞬间亮了起来：
“可不是嘛！咱们星火农场就有两万多知青，谁不想考？谁不想抓住这个机会，逃离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回城里上大学、过好日子？不过也好！这次高考是真公平，凭自己的本事说话，没有好爸爸没关系，不用开后门、不用请客送礼，更不用搞什么群众推荐、领导评议，改变命运，全靠自己的笔杆子！”
这话，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所有知青的心坎里。大家纷纷点头，脸上的忐忑里，多了几分坚定。
是啊，这是他们这辈子，第一次能不靠关系、不靠背景，凭自己的本事争取未来，就算再难，也要拼一把！
正因为想考的人实在太多，场里就定了个土政策：
先在本场进行初试，两门科目平均30分以上，才算合格，才能拿到正式的准考证。对于这个规定，没人反对，也没人抵制，大家都心服口服——是骡子是马，先拉出来遛遛，凭实力说话，最公平！
为了拿到这张通往希望的“入场券”，袁琪拼了。
这一年11月13日上午，袁琪所在的连队，迎来了这场至关重要的“高考资格赛”。
考场没设在正规教室，而是定在了连队对岸的场染化厂食堂，几张掉漆的木饭桌拼在一起就是考桌，板凳是清一色的长条凳，坐上去硌得慌，食堂里还飘着淡淡的染料味和油烟味，风从破旧的窗户灌进来，吹得试卷哗哗作响。
这场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，题量不算大，一个上午就能考完。但对袁琪来说，这每一道题，都关乎着她的未来。
她早就做足了准备。
每天收工后，别人都躺在草棚里闲聊、休息，她就躲在草棚的角落里，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复习，有时候学到后半夜，眼皮沉重得快要粘在一起，就用凉水洗把脸，冻得浑身打颤，也逼着自己清醒过来，硬是把初中到高中的知识点，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又一遍，错题本写了一本又一本。
所以，面对这场“模拟考”，袁琪心里还算有底。
拿到数学卷，她快速扫了一眼，一共10道题，代数和几何各占一半，凭着这几个月的复习底子，她顺利算出了8道题，剩下两道几何题，她皱着眉算了半天，脑子像一团乱麻，实在没头绪，只能咬着牙空着，心里暗暗祈祷，千万不要影响平均分。
语文卷倒是她的强项，一共五部分：
划分句子成份、修改病句、找成语中的错别字、翻译古文和分析文章。
这些知识点，她早就烂熟于心，笔尖在试卷上飞快滑动，做得又快又顺，连犹豫都没犹豫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就把语文卷答完了，还反复检查了两遍。
等待成绩的那几天，袁琪坐立难安，吃饭没胃口，睡觉也睡不着，心里像揣了只兔子，怦怦直跳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自己答过的题目，生怕哪里写错了，错失这个机会。
终于，成绩出来了。
当连长拿着成绩单，念出“袁琪，语文60分，数学61分，平均分60.5分，合格”的时候，袁琪的心脏猛地一跳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，顺着沾满灰尘的脸颊往下流。
她再也忍不住，扑过去抱住旁边的知青战友，又蹦又跳，声音哽咽：
“我过了！我拿到准考证了！我能参加正式高考了！”
周围的知青们纷纷为她鼓掌，有人羡慕，有人祝福，也有人暗暗较劲。
袁琪能做到，他们也能！
袁琪低头看了看桌上皱巴巴的书本和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指尖轻轻摩挲着书页上的字迹，眼神变得更加坚定。
这只是第一步，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，不管明天的正式考试有多难，她都要拼尽全力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远在上海的父母，为了那个渴望已久的未来，放手一搏，绝不回头！
11月19日，天气格外晴朗，袁琪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填写了准考证信息，指尖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，每一个字都写得格外认真。
她的准考证编号是，这串数字，她牢牢记在了心里，刻在了骨子里，这是她通往未来的密码。
12月5日，准考证正式下发。整个连队，只有3人拿到了这张珍贵的高考入场券，袁琪考文科，另外两人考理科。
拿到准考证的那一刻，袁琪紧紧攥在手里，仿佛攥着自己的命，准考证上的字迹，她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连边角都舍不得折一下。
拿到入场券后，复习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
那时候，根本没有高复班可读，就算有，知青也不能请假回上海去读，复习全靠历年全国高考卷，还有那些想方设法弄来的、字迹模糊的中学复习模拟卷，能多啃一道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
袁琪知道自己的数学是短板，趁着一次回上海短暂休假的机会，她托父亲的朋友和亲戚四处帮忙，终于得到了去六十一中（今民立中学）和南市二中听数学的机会。
每次去听课，她都早早地赶到学校，坐在毕业班的最后一排，不敢说话，不敢分心，手里的笔飞快地记着笔记，生怕错过一个知识点。
可这样有啥听啥、断章取义似的听课，袁琪也仅有两次。
在学校听老师讲的时候，好像都能听懂，可一回到农场，拿起习题册，还是一头雾水，那些公式、定理，像是故意跟她作对，怎么都记不住、用不熟，急得她好几次都躲在草棚里偷偷哭。
其实也不怪她，袁琪他们是“75届”毕业生，虽说离开学校才一年，可四年中学时光里，有一年都在学工学农，根本没有系统、扎实地学过文化课，基础薄弱得很，跟那些基础扎实的“老三届”没法比，就算跟应届生比，也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复习的日子，煎熬又迷茫，袁琪不知道自己的复习方向对不对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，直到开考前一周的12月3日，奉贤县高校招生办公室给每个考生发了一张复习重点，她心里才终于有了底。
那是一张A4大小的油印纸，纸张粗糙，字迹有些模糊，却包涵了文理两科的复习重点，内容极简单，大多只有一句话，却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袁琪的复习之路。
上面写着：
“在数学复习中，以代数、几何、三角等基础知识和解题的能力为主”“在物理学方面，把重点放在力学、电学上面，同时对现行中学教材中关于热学、光学的基本知识作适当的学习”“在语文方面，引导考生把重点放在提高写作能力上。”
“在历史和地理方面，主要把精力放在复习中国历史，重点放在近、现代部分，以及中国地理、自然地理上面。”
最长的是政治部分，密密麻麻写了一长串：
“在政治复习中，组织青年认真学习%%的哲学着作，**历史上重大路线斗争，以及一年多来时事、政治，特别要帮助考生着重回顾以**为首的**一举粉碎……”
袁琪把这张油印纸小心翼翼地贴在草棚的墙壁上，每天收工后，就对着它复习，把每一个重点都记在心里，反复背诵、理解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考到的知识点。
终于，到了考试的日子。
12月11日，上午考数学，下午考政治；12月12日，上午考史地，下午考语文。
这两天，袁琪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揣着母亲织的手套，踩着寒风赶往考场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。
当最后一门语文考试结束，监考老师喊出“停笔”的那一刻，袁琪长长舒了一口气，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，却又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轻松。
她放下笔，抬头望向窗外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，暖融融的，那一刻，她觉得，自己稳了，胜券在握。
哪怕自己答得不算完美，有几道题也没十足的把握，可她至少坚持到了最后，总比那些中途放弃的考生强。
她永远记得，最后一场语文考试，考场里四分之三的考生，因为题目太难、没复习到位，纷纷放下笔，懊恼地离开了考场，到最后，整个考场只剩下她和另外四名考生，在寒风中鏖战到底，拼到了最后一秒。
其实，论语文作文题目，袁琪心里清楚，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即将来临。
1977年上海高考语文试题，一共只有主客观两道大题，四道改错题计10分，作文占90分，满分100分，可见作文的重要性。
那时候的中国，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，高考作文题也带着很强的政治时代感，这对出题人和答题人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不少地方的作文题都采取了二选一的形式：一个题目比较保守，容易得分；另一个比较开放，难度大，却容易出彩。
上海卷也是如此，第一个题目很保守——“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——记先进人物二三事”，题材常见，容易下笔，也不容易出错；第二个题目则十分开放——“知识越多越反动吗？”，这个题目敏感又难写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偏离方向，甚至得零分。
考试结束后，袁琪跟一起备考的考友们一商议，才知道他们全都选了第一题，一个个都一脸庆幸地说：“第二题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写，太冒险了，还是第一题稳妥，能保分！”
袁琪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
她不是没想过挑战第二题，毕竟第二题只要能答出来、切中要害，肯定能出彩，拉开和其他考生的差距。
可她平时根本没练习过这类题目，心里没底，风险性太大。
权衡利弊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第一题——哪怕容易跟其他考生撞车，至少能保住基本分，不至于因为作文拖后腿，错失上大学的机会。
等考试结束很久，袁琪听收音机广播里播报的各省份语文作文题目对比，才知道，1977年上海的作文题目，在全国各省中，算是难度不大的。
那一刻，她心里暗暗庆幸，自己选对了，也更加坚信，自己一定能考上，一定能改写自己的命运，走出农场，奔向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！
